尼采这些问题，最终牵涉到所谓人文的价值，即一个文化如何理解自己、人与外在世界的关系、以及如何理解人存在的价值。
于希腊悲剧出现的年代，即公元前6至5世纪，是希腊文明对外扩张、浸淫在感官的富足和奢华的年代，哲学家就像悲剧一样，警告世人这种繁华享受要适可而止，但是他们并非要大家实行禁欲，而是要反问：生命的价值何在？正如德尔菲的神谕：认识自己 一样，悲剧时代的哲学家虽然被认为是自然哲学家，但他们并非为好奇而发问，而是为生命的需要而发问，他们在自由、美丽、生命的伟大，和对真理的追求两个极端之间拉扯，因为如果太着重前者，就会创造美丽但自欺的幻想，如果太着重后者，又会令生命变得贫乏、平庸，甚至生无可恋。
尼采认为他们都有两个共同点：希腊人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思考哲学，什么时候应该停止，而不会像中古神学那种细微分辨，自己编织了一个大网，让人迷失在这个网里。他们的人格力量，见诸于他们一方面拜托了拟人化的神话思考方式，而通过超人想象力，引申出一个统一的宇宙观。
然而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哲学家并非纯粹为求知而进行哲学，而是为文化而做哲学。尼采认为，其他任何时期任何文化的哲学家，都以一个孤独流浪者、被世界遗弃的形象出现，但希腊哲学家相对于他们的实际生活环境和文化不是多余的，而是必然的、必须的，因为他们懂得制约他们的好奇心，哲学探问的活动应该从生命开始，以生命为止，“他们须要学习，也须要生活”。他说：那些哲学家们对生命和存有本身的判断，比现代的判断，意义比较多，因为他们对生命有一个高贵的完美相像，以及他们跟我们不一样，在他们身上，我们看不到那种思想家处于两端的意欲的混乱感觉：一方面对生命的自由、美、伟大；另一方面对真理的冲动，这冲动只问：生命本身有什么价值？
尼采认为，一方面对真理的追求、另一方面对生命价值的确立，本身会造成矛盾和撕裂。尼采这里讲的不是一种所谓知识的功利主义，而是说，对真理的追求欲望，哲学探问的欲望，并非全无边际，同时文化和生命力量在获得这些真理之后，必须对生命任然保持自由、美丽、伟大的感觉。我们知道多少，就能肯定生命多少；我们对生命能肯定多少，就应该知道多少。这一点，跟他在《历史对生命的用处与害处》的说法一贯：“希腊人慢慢学会如何把混沌组织起来，他们之所以做到这点，是他们根据德尔斐的教训，就是”认识自己“知道自己的能力与限制。尼采认为，希腊人在这两方面都比现代人强，所以在他们的悲剧时代，对生命和命运的苦难有深刻体会，并能以艺术的方式加以消化、溶合、提升的伟大文化年代；同样，哲学表现出同样的平衡，是一个健康的民族。
尼采认为，我们经验的构成，有两个来源，第一个是对世界的直观，他形容这直观：”在这种经验里，向我们汹涌前来、色彩斑斓和千变万化的世界。“；第二个来源是时间与空间，我们通过这时空概念，把前者那些混杂的感应，整理成有意义、可以理解的经验。尼采这讲法，其实是解释如何建立一个恒久不变的存有，而所谓矛盾律，必然建立在一个不变的主体上，如一个不变的苏格拉底、一个不变的月亮，我们才能说”苏格拉底同时既在雅典又不在雅典“、”月亮同时在西方又不在西方“这些话是矛盾，故此，矛盾律之所以成立，是建基于空间和时间的观念上，因为只有通过时空里一个固定的认识单位，才能得出”一切事物不能同时又同时不是如此“的矛盾律。如一本书的例子，即使是同一本书，在很短的时间内，理论上在每一刻有一部分已经逝去、某些新的部分会出现。又或者用另一个形象化的比喻来解释：当我们直观一条不断流动的河水，我们每次试图抓紧每一小段的河水，河水已经流逝去，所以，当我们勉强要说出每瞬间里面有什么，我们只能形象化的说，这个瞬间犹如流水旁边的一个小漩涡，河水流过这个漩涡，会迅速绕一个圈，形成一种好像对立或相反的活动。既然是相对而不是绝对，那么互相矛盾的性质可以在同一个个体共存。尼采认为，世界没有固定的存在，只有效力，一些没有固定单位的力量，每个瞬间不断把自己分拆为二，同时又把两端重新汇合起来。